今年6月，德国慕尼黑Inter solar展会曾传出“中国光伏企业人员被德国警方带走”的消息。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称，该事件仅为例行协助调查，此后德国警方亦证实“逮捕已暂停”。
中国能源报指出，此次事件起因是欧盟对我国光伏企业发起“双反”的历史遗留问题。双反即2013年欧盟为维护本土光伏产业，对我国出口欧洲光伏产品实行一系列“反倾销、反补贴”的制裁措施，于2018年到期后终止。
毫无疑问，这个事件也揭示了中国新能源企业对于开拓德国市场的巨大兴趣，同时面临德国当地能源政策法规的合规限制，从而引发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因此，对德国能源市场的现状把握以及相关政策的了解也应当成为出海企业需要重点考虑以及调研的方面。
目前，中国企业在德国的能源相关投资主要集中在光伏和风能项目。以下是中国企业投资德国新能源的部分项目情况:1.中国光大集团:与德国开发银行(KfW)合作建设2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2.华电集团:与德国集团公司RWE在德国建立了合资公司,共同投资建设风电项目。3.中海油工程:与德国DEME Offshore合作,在北海建设海上风电项目。4.中船重工:与德国集团公司Senvion合作,在德国投资建设海上风电项目。5.大唐集团:在德国海上风电市场中投资建设了多个风电项目,例如在北海海域投资建设的"Veja Mate"项目。6.华润集团:与德国公司Heckert Solar合作建设光伏电站项目。7.哈电集团:与德国辉能集团在德国共同投资建设的20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8.中广核集团:与德国汉能公司合作建设绿色储能项目。9.国电投集团:德国海上风电市场中投资建设了多个风电项目,例如在波罗的海海域投资建设的巨型风电项目"Ostsee One"。2014年德国对《可再生能源法》的进行了修订，与原版相比，不仅在思路和原则上做了较大调整，还在光伏领域的退补政策上提出了更为详尽的规定。
新政策规定，每月的基础退补率为0.5%，并且每个季度的第一天，即1月1日、4月1日、7月1日和10月1日会对退补率做出调整，而在季度的其余月份中退补率保持不变。季度初的退补率调整将基于前12个月德国光伏新增装机量的情况。如果新增装机量在每年2400到2600兆瓦的范围内，则退补率维持在0.5%；若超出这个范围，退补率会逐月增加至最高2.8%；若低于2400兆瓦，则下一季度退补率会显著降低，甚至可能归零或增加上网电价。例如，2015年新增装机量低于最低目标值900兆瓦，因此首次将退补率设为零。此外，自2014年8月1日起，所有新安装系统若需获得补贴，其装机规模不得超过500kWp，这一规定与之前最高可达1000kWp的补贴范围相比，已经有了明显收紧。到了2016年，光伏补贴的上限进一步严格限制为不超过100kWp。而在2014年8月1日后超过500kWp以及2016年后超过100kWp的系统，都必须参与直接电力市场的交易。2016年后的另一个变化是光伏补贴装机量的分类更加精细，分界点由之前的30kWp，调整为10kWp以下、10-40kWp以及40-100kWp三个区间。补贴随着装机规模的增大而递减，例如10kWp以下的补贴为12.30欧分/kWh，10到40kWp的补贴为11.96欧分/kWh，40到100kWp的补贴为10.69欧分/kWh。关于自用光伏补贴，除了光伏发电上网补贴之外，德国联邦政府对光伏自用电模式也提供了补贴，但经历了三个阶段：2009年之前安装的光伏系统，因自用电成本远低于电费，所以没有补贴。对于2009年至2012年3月间开始运营的光伏系统，政府提供了补贴，并且这个时期可以进一步细分。2009年至2010年6月，装机规模在30 kWp以下的光伏系统在自用发电时可以获得额外补贴；而从2010年7月至2012年3月，装机规模高达500kWp的光伏系统也享有自用电的补贴。政策还根据自用电比例的不同设定了补贴，以30%的自用电率为界限。从2012年4月1日起，新投入运行的光伏系统则不再享有自用电补贴，因为电费成本已经高于上网电价补贴，自用电补贴取消促使光伏电力的自发自用更为划算，进而推动了光伏自用模式的发展。德国目前的联合政府，由绿党、自由民主党（FDP）和社会民主党（SPD）构成。为期四年的政策规划文件，长达177页。该文件的可再生能源部分提及，联合政府致力于在2030年之前将可再生能源在总电力需求中的比例提高到80%，这是基于每年电力需求量预计增加680至750太瓦时的估算。为了达成这个目标，联合政府打算扩展电网的容量，并对通过招标获得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产能进行“动态”调整。同时，在进一步执行德国可再生能源法（EEG）的过程中，政府将提供更多的财政此外，德国新的联合政府决定将2030年的光伏装机目标从原定的100GW提升至200GW。截至今年九月底，德国的光伏装机总容量已经超过了56.5GW。这意味着在未来十年中，德国还需要增加143.5GW的光伏发电能力。这就要求德国每年至少新增15GW的光伏装机容量，并且需要消除所有可能影响光伏装机增量的限制性因素。文件中指出，“我们正在努力去除这些障碍，包括加速电网互联与认证过程、调整电价以及优化大型屋顶光伏系统投标程序等。”“我们也将支持太阳能创新解决方案的发展，比如光伏农业和漂浮式光伏电站。”“未来，所有合适的屋顶区域都应安装太阳能设施。对新建的商业建筑将强制执行此项要求，新建的私人住宅也将有相应的规定。”联合政府在协议中明确表示，“我们将消除官僚主义的障碍，为光伏安装商铺平道路，以免他们承受过大的财务和行政负担。这对中型企业而言也是一个经济激励计划。”文件还提到，到2030年底前逐步淘汰所有燃煤电厂。“这要求我们投入巨大努力，扩大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尽管德国联邦议会暂时搁置了朔尔茨政府提出的到203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达到100%的目标，相较于默克尔时代的目标，德国现政府提出的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提高至80%还是有显著提升的。在重新启用煤电的同时，德国也在努力推进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以减少对俄罗斯化石能源的依赖。根据修订后的法案，德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包括：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达到80%；陆上风电容量翻倍，达到115吉瓦；太阳能光伏发电量达到215吉瓦；海上风电容量达到30吉瓦，到2035年增至40吉瓦，2045年至少达到70吉瓦。为了支持风能和太阳能的发展，德国政府还规定了一系列有利政策，为风电和光伏发电设施提供更多的空间。例如，德国各州须预留足够土地，以确保到2032年德国有2%的领土面积用于陆上风力发电。目前，德国只有0.8%的国土面积获批用于陆上风电，实际使用的仅有0.5%。另外，德国政府正通过修订《联邦自然保护法》，推动更高效、快速且合法的项目审批程序，以加速陆上风电项目的发展，同时也不忘保护自然和生物多样性。支持并改善长期购电协议的监管条件，以此提供政策上的支撑。德国是否能实现其宏伟的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目标，目前还不得而知。今年6月，德国1.1吉瓦的光伏项目招标仅收到714兆瓦的投标，最终仅有696兆瓦的项目中标。这样的招标结果让人们对德国能否在短期内大幅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表示怀疑。德国电视一台新闻节目《今日新闻》在其官网发表了题为《对中国的新依赖》的文章。文章中指出，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一直在努力减少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寻求加快风能和太阳能的发展。但这会增加对中国制造商的依赖，因为中国在这两项技术上是全球市场的领军者。文章还提到，德国太阳能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以太阳能发电为例，德国到2030年的目标是安装总功率达200吉瓦的太阳能电池，这就意味着在未来8年内，德国需要在居民屋顶上安装140吉瓦的太阳能电池，每年的安装量需超过17吉瓦。去年德国安装的太阳能电池总功率为5.46吉瓦，其中2.8吉瓦是德国制造的，剩余的几乎一半都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此外，许多德国制造商实际上只负责组装组件，核心的太阳能电池板依然需要从中国进口，例如德累斯顿的Solarwatt公司。报道指出，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前，德国55%的天然气依赖于俄罗斯，而太阳能电池板则有高达95%依赖中国。沃尔克·夸施宁警告说，我们已经见证了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之快，无法保证未来五年内我们能否继续和中国和平共处。如果无法再从中国获得太阳能电池，那对德国的能源转型来说将是致命的一击。德媒指出，在十年前，德国曾是全球太阳能电池市场的领跑者，从硅块到电池板再到组件，德国在每个环节都占据优势。随后，中国认识到了这个新兴市场的潜力，开始加入竞争并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德国的太阳能上网电价大幅下调，导致国内需求骤减，Solarworld等德国光伏制造商相继宣告破产。在此过程中，德国光伏行业在四年内减少了10万个岗位，失去了在全球市场的领先地位。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高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的德国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政府决定加速发展再生能源生产。但是否能重振旗鼓，建立起新的本土生产设施？Solarwatt公司的CEO迪特尔·纽豪斯（Dieter Neuhaus）对此悲观地表示，现在几乎已经为时已晚。这些项目需要巨额投资，而投资者通常只会在整体环境预计长期稳定时才会投资。由于近年来的种种经历，德国的光伏行业已被视为一个“烧伤的孩子”。在风力发电方面，德国自2016年起也出现了衰退。德国的风电行业已经减少了大约6万个工作岗位，新装风力涡轮机的数量也连年下降。德国Nordex、丹麦Vestas等风电机制造商近年来也宣布关闭了在德国的多家生产工厂。尽管德国和欧洲的风电机制造商在国内市场仍居领先地位，但在全球市场上，他们已被中国超越。此外，德国风能和太阳能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还包括劳动力短缺。行业专家指出，仅为了达到当前的光伏产业扩张目标，就需要增加约5万工人，然而这些工人目前几乎无迹可寻。高端专业人才也同样稀缺。十年前，德国柏林工程和经济应用技术大学的再生能源课程座无虚席，而现在这些课程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名额空着。德国专家夸施宁认为，这是德国政府错误政策的后果：近年来再生能源行业工厂的关闭和企业的破产频频被报道，这阻碍了年轻人选择进入这一领域。政府官员们必须确保，目前扩大再生能源生产的措施不只是一时之计，而是未来需要长期执行的战略。一：尽管目前，诸多国内能源企业的出海策略如火如荼，德国市场凭借其良好的经济环境和强大的工业背景备受青睐，但仍需要注意许多问题：比如，产品进入欧盟的CE认证问题。而恰恰是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小问题最终成为了卡脖子的关键。如果没有CE认证，即使国内厂家对自己的产品多有信心，甚至说在销售方面花了多少庞大的预算，都无法获得正式进入德国市场的”产品通行证“。二：出海策略方面，国内企业多凭借价格战略提高竞争的砝码，对于技术本身和售后服务缺乏深耕意识。而价格战的战果很可能倾向于最终是多方不利的结果。另一方面，国内出海企业对于国外能源市场过于积极的预期反而会造成决策失误。能源行业是朝阳产业，但要看具体的时间段。在未来的几十年都是朝阳企业，并不意味着当下就是最合适的进场时机。因此，就笔者看来仍然建议国内能源企业出海谋划时，必须充分做好出海目的国的市场调研。新能源设备虽然已经蓬勃发展，但是配套的基础建设却需要公共资金支持，而这方面的支持并没有如预期那般顺利，同时德国本土企业的竞争也相当具有可研究性。同时，中国企业应重视当地国法律法规和中国法律的差异性，尤其德国是各项法律制度非常严格的国家，如果想在德国长期地持续性地开展业务，需要有非常专业的法律团队作为重要支持。综上所述，德国能源市场是机遇与风险并存。中国投资者需切实关注德国市场现状以及科学客观评估自身产品的特点，做好市场调研并加深对当地政策及法律法规的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在出海这条路上稳扎稳打，迎来真正光明的前途！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学院，执业领域为境内外企业并购、企业重组与投融资、资管及基金业务、投融资及其他民商事争议解决等。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精通资本市场业务，包括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设立、债券、重组、项目融资等。为诸多客户提供从基金前端设立募集至投资运作等一站式服务。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民商法硕士，曾为多家上市公司、企业及金融机构提供商事争议解决、知识产权及投融资并购等法律服务。专注于商事争议解决、股权投融资等领域。
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律硕士，中国及新南威尔士州执业律师。熟悉中国保险法、公司法，擅长国际贸易领域争议解决。
毕业于美国克拉克大学。主要业务领域是民商事、知识产权纠纷和私募股权投资。在健康、出版和人工智能及区块链领域有丰富的法律服务经验。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法律硕士，主要执业方向为基金设立及运营、投融资。
德国哥廷根大学法学博士候选人，擅长德国公司法、德国劳动法、企业出海战略、德国商标专利、中德企业并购及其他涉外法务咨询。
